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全部出版完毕

经过9年抢救性普查,4月16日,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全部出版完毕。通过“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保护工程”,全国20个年画重要产地的年画遗存和传承得以全景式地记录下来,其中首次囊括了台湾米街年画、澳门纸马年画和海外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精品。这套鸿篇巨制被著名作家冯骥才称为“完成了农耕时代中国年画终结式总结”。

  “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保护工程”始于2002年10月。当时,河南省开封市举办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木版年画大联展。会上,专家们一致呼吁要抢救木版年画。但是,木版年画已经成为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展品,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的年画生产基地已基本消亡,即便有从业者,也普遍没有传承。这次会议结束后三个月,一场大规模的抢救性调查正式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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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物贩子“抢”宝贝

  “那真的是在抢啊。”回忆起这9年来的调查工作,著名作家冯骥才的语气有些激动。作为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保护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当年在河北省武强县参与的一次抢救行动一直让他难以忘记。

  2002年10月,冯骥才偶然听说武强某村一老宅屋顶上藏着许多年画古版。但具体是啥村、啥人、啥版,一概不知。到达武强之后,经当地负责年画普查的干部介绍,他才得知,在一座老宅的屋顶上,整整铺了一层古版!眼见宝贝就在面前,冯骥才和他的同事却不敢碰一下。他们当时有两个顾虑:一是不知道这房主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有怎样的想法与要求;二是怕消息走漏出去,被文物贩子知道,暗中下手把这些宝物“挖”走。那天,冯骥才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分手时,连大声都不敢出,只是用手指一指头顶上,暗示要他看管好屋顶上藏着的古版。

  之后几个月,这户老宅的屋主终于同意捐献出这些古版,可就在此时,文物贩子也听到了风声,开始活动起来。为了防止珍贵文物落到贩子们手中,武强县有关领导赶紧派人将老宅看守起来。在权威专家的主持下,工作人员冒着暴雨在屋顶展开调查。这时人们惊喜地发现,藏在这里的年画古版竟然有整整两层,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物。后来,这批古版收藏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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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上了古老“纸马”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时常会得到惊喜。河北省内丘县有一种被称为“纸马”的年画形式,是一种祭祀时使用的木刻黑白版画。按照当地民俗的说法,只要有一种东西,必然有一种神灵在其中。有井就有“井神”,有车子就有“车神”,有纺布机就有“机神”。可是调查人员在当地意外发现,这里年画上的“车神”形象,居然是一个戴着头盔骑在摩托车上的男子。可见古老的年画和当代生活依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冯骥才说:“也有很多时候会失望。”令他叹息不已的是,四川夹江、安徽阜阳、临泉宿州、福建福安等地,原本是木版年画的名产地,可是如此珍贵的文化传承在当地已经是“人亡歌息”,文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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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重获绝迹年画珍品

  9年来,全国年画重要产区的相关专家学者,都介入到了“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保护工程”。他们从村落人文、代表作、张贴习俗、工艺流程、艺人及传承谱系、画店史况等十余个方面展开普查,最终汇集成了今天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套书共包含了300万字,1万幅图片,1000多分钟的动态影像 DVD光盘。同时,作为该项目的延伸项目《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也完成了14本口述史的出版,书中囊括了19个重要年画产地传承人的详细记录。

  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除了杨家埠、杨柳青、朱仙镇、武强、桃花坞等重要产区的纪录得以单独成卷外,境外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研究颇丰的俄罗斯和日本的收藏,也被单独编撰成卷。这是俄、日两国珍藏的中国木版年画及研究成果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书中收录的绝大部分藏品已在中国绝迹。另外,作为地区性年画产地,台湾、澳门也纳入此次年画调查的范围,相关工作分别由两地的文化学者担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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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年画:失传的“京百份”

  根据清乾隆、光绪年间的文献记载,贴门神和喜庆年画是北京年俗的主要特点。北京过年时,大街上临时搭建的画棚里售卖木版年画和纸马。杨柳青年画因为受到宫廷的垂青,挺进北京市场。所以北京的年画主要来自天津杨柳青,被称作“卫画”。

  北京也曾有过自成一派的木版年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抢救办常务副主任王锦强介绍,最早有崇文门外的“顺和王家”、东四北边的“纸马汪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汪家居住的街道叫“汪纸马胡同”,后来改称汪芝麻胡同。

  此外,北京还出现过一种称为“京百份”的纸马。它装在一个纸袋子里,相当于一本画册,里面专门刻画了五行八作的祖师爷像,供从业者膜拜,约有百余张。单张的纸马也有,如“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等,称为全神马。现在已找不到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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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藏品:彰显农民生活百态

  现在收藏于俄罗斯各大博物馆、学校、研究机构和个人手中的中国木版年画数量最多,还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这些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18世纪乾隆时期的苏州年画作品,而大多数则是创作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作品。这个时期正是木版年画“最后的辉煌”期。

  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学者、旅行家,还是水手,俄罗斯各个阶层的人们来到中国后,都对丰富的木版年画感兴趣。还有商人会大批趸买年画带回俄罗斯贩卖。

  很多俄罗斯收藏的年画如今在我国已经见不到了。在俄罗斯圣彼得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一幅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一人一性,百鸟百音》,表达着农民对人的不同性格的一种宽容的心态。

  从作品可以看出,农民本来就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等。
  春天里的收获

  冯骥才

  我今天有种美妙的感觉:我们在春天里感受到一种秋天收获的气息,收获的喜悦。历时9年对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全国木版年画的普查、抢救和科学整理,终于划上圆满句号,这便是摆在面前22卷大型图文集和14卷口述史。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面临空前急剧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急转弯式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它给我们古老文明的当代传承带来巨大冲击。但是,知识界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和敏锐的文化先觉,本世纪初,及时发起一场强有力的文化应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这是一场空前的、全国性、地毯式和超大规模文化抢救和保护。2002年得到中宣部的批准与有力的支持。在各地区各民族千头万绪的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中,为什么我们把木版年画列为龙头项目?

  春节作为除旧迎新的节日,最强烈和鲜明表现人们的精神理想,生活愿望,审美需求和终极的价值观。在春节里,年画是重头戏,是春节的必需品。一千年来,它是所有中国人都必不可少和喜闻乐见的画种:它人文蕴含之深厚、民俗意义之鲜明、信息承载之密集、民俗心理表现之深切,其它民间艺术无法比拟。它是绘画、雕版印刷、民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信仰等多种艺术与文化的融合。制作技术复杂,艺术水准高超。

  再有,它遍布全国各地,历史上大小产地无以数计,由于地域多样,自然环境不同,风俗相异,其风格与形式多彩多姿,并最具有各地的人文特征。而且,它传承方式多样,既有个人家族的传承,也有村落集体的传承。

  最关键的是濒危。在9年前我们抢救之初,所有产地全都陷入困境乃至绝境。在9年的努力下,由于全社会的重视,木版年画的传承人和这门艺术的境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应该算是一个收获吧!
  木版年画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木版年画在我国有上千年历史。根据以故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的研究,木版年画的出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兴于唐,盛于宋。最初主要用于制作佛教经书插图,渐渐才用于印制“纸马”(节日祭祀用的木刻黑白版画)。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一家名为“王家纸马”的店铺。

  过年张贴木版年画的风俗直到明末清初才真正形成。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这项风俗普及到大江南北。从内容上看,“十分年画七分神”,过年时大门上贴门神、灶台边贴灶王爷、堂屋里贴寿星等,成为人们祈福的一种形式。从艺术角度看,木版年画基本使用黑、白、红、绿、黄、紫三组对比色来创作,其中,红色用的最多,鲜艳醒目。年画的画面很少留白,画面上无论娃娃、老人还是动物或物件都是圆圆的,非常饱满,也彰显了节日的喜庆。

  清末民初,传统风俗逐渐消退,成为年画没落的根本原因。外来印刷技术更让木版年画的日子不好过。从1880年到1930年这几十年,年画从木版变为石印,再变为胶印,木版意义的年画进入了终结期。《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在《上海小校场卷》中特地收藏了上世纪30年代石印的日历牌,这一文物佐证了木版年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现代人认识到年画价值是在“五四”之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界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年画调查。1950年刚刚创刊的《人民美术》第二期就是一本“年画专号”。但在“文革”时期,大量年画古版被焚毁,有些产地的破坏几乎是灭绝性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的冲击加速了农耕社会的衰退,带给木版年画终结式的冲击。此外,近30年各地古董市场的崛起,也使得各地残存的古版被收罗殆尽,木版年画已很少能在市面上看到了。